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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保安公司告訴您如何對可疑人員進行危險識別

【2016年3月4日】【閱讀:1266 次】

安保人員的一項核心職業技能,是能夠識別出危險人員及其危險性大小。保安無論是在巡邏、守護、大型活動等具體工作中,還是在維護秩序,預防犯罪等日常工作中,都應當具備這個能力,其對于及時預防、發現和控制違法犯罪,保護人民群眾的人身、財產安全,避免造成更大的社會傷害,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來,社會惡性安全事件屢有發生并有加劇的發展趨勢,例如,“3.23”福建南平惡性殺人案(鄭民生持刀殺害8名小學生)、“3.1”昆明火車站暴恐案、“7.20”首都機場爆炸案等,這些針對無特定對象的犯罪案件嚴重侵害了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加大了社會的恐慌和不安全感。為了遏制和減少此類惡性案件的發生,一方面需要加大利用科技手段進行危險識別,另一方面也需要安保人員不斷更新知識結構,積累日常工作經驗,提高安全警覺意識,提高識別危險人員的能力。

在實踐中,安保人員通過對危險人員及其危險性進行識別,在預防、發現和控制違法犯罪人員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績,積累了豐富的危險人員識別知識和經驗。但是,這些知識和經驗更多屬于個人知識的范疇,人們還缺少對之進行規律性的理論闡述。因此,這些寶貴的知識和經驗還不能被迅速廣泛傳播,不能被其他不具有相關經歷的保安快速掌握和利用。

本文佛山保安公司將運用犯罪生物學、心理學、行為學等學科的理論,結合保安工作實踐,闡述識別危險人員的一般理論,以期提高安保人員識別危險人員及其危險性的能力。

對可疑人進行危險識別的理論分析

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類個體從一出生開始,就受到身邊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持續影響,為了適應環境,逐漸發展出不同的體征、性格、行為傾向、興趣乃至思維方式,由此,也形成各種各樣的豐富多彩的不同個體。如何在紛繁復雜的不同個體行為之中,找到某種規律性,使保安人員能夠比較準確地識別出可疑人員,從而進一步采取安全防范措施,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從不同的學科角度,來嘗試找到識別可疑人的理淪根基。目前,筆者認為,關于對可疑人進行研究的相關學科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犯罪生物學——對可疑人進行識別的物質基礎

從人體解剖學和生理的角度來描述犯罪嫌疑人特征是一種簡潔方法。對這一方面的研究,最早起源于顱相學,即通過人的面相、顱相或骨相來推斷人的善惡。例如,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曾說過:“凡面黑者,都有作惡的傾向。”后來,隨著犯罪實證科學的到來,學者們開始探討人類身體表征與犯罪的關系。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意大利犯罪學家龍勃羅梭,作為一名監獄醫生,他對幾千名犯人作了人類學的調查,并進行了大量的尸體解剖。通過和正常人的身體結構進行對比分析,他認為,有危險的犯罪人是天生的,犯罪是人類隔代遺傳的產物。由此,龍勃羅梭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概念。在隨后的研究中,現代的犯罪生物學家對龍勃羅梭的觀點提出強烈質疑,認為其太過武斷和缺乏科學嚴謹的證據支持。有關“天生犯罪人”論的學說日益被人們所摒棄。但是,從實證的角度來研究遺傳因素在促進人類特殊行為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仍是不可忽視,并日益受到現代相關領域進一步研究證實。例如,包括攻擊行為、酗酒、精神障礙后面的神經心理及生物化學因素分析,有關家族史研究、雙生子研究、染色體研究的證據分析等。

從人類學來看,人是生物性和社會性的統一。研究人類的行為,也必須要研究對人類的生物機體和生理機制的考察,否則就失去了研究人類行為的物質基礎。相對于影響可疑人的社會因素而言,可疑人自身所具有的生物學因素,也會成為其危險性的一個判斷依據,具備一定的參考價值,包括可疑入的遺傳體征、身體素質、內分泌、智力缺陷、性別、年齡、神經生理及生物化學因素等。例如,在年齡特征上,25歲以下的青少年除了盜竊外,更容易從事搶劫、殺人、傷害等具有暴力性質的犯罪,同時,他們也更容易結成幫派,進行共同犯罪;在性別特征上,女性生來體力弱小,犯罪率低,在犯罪方法上,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和非暴力性的特點,容易進行盜竊、詐騙等犯罪活動。此外,在恐怖犯罪中,女性更容易被用于人體炸彈;在生物化學因素上,人體內的內分泌、物質代謝異常,都可能引發相關的情緒異常,包括急躁、緊張、哭叫等特征,從而誘發暴力行為,例如,處于更年期的某市公交車女司機掐死16歲青春期女乘客案等。研究表明,人體內的腎上腺素、乙酰膽堿含量的高低,與暴力行為存在顯著性相關。此外,以一致率作為研究指標,人們發現,遺傳因素對以下幾個方面產生決定性影響:智力、精神分裂、抑郁、神經癥、酒癮和犯罪行為。

毫無疑問,可疑人的生物學因素只是保安進行危險識別的一個參考標準,是一種非決定性因素。生物學因素的涵蓋領域非常廣泛,只能為保安提供—個背景參考,為保安在接觸具體的可疑對象時,提供一個大體框架,使他們在進行危險識別時,尤其對某些特定種類的信息,具備一定的職業敏感性。例如,保安在面對酗酒者、吸毒者、具有典型面部特征的疑似被通緝的恐怖分子、處于發作期的精神病患者、舉止粗魯莽撞的青少年團伙時,情緒異常的中年婦女時,就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提高警惕,一方面避免采用刺激性的語言和行為激怒對方,另一方面也要樹立危機意識,采用適當手段,盡量控制對方的暴力行為,從而保護自己及周圍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二、心理學——對可疑人進行危險識別的科學基礎

心理學是研究人腦對外界信息的整合諸形式及其內隱、外顯行為反應的一門科學。它是對人的心理進行剖析,向人們展示了作為社會成員中的個人,在從事勞動、學習、工作和社會交往活動中所依賴的科學基礎。對于保安人員來講,掌握心理學基礎知識及其相關理淪,不僅有助于加深對自己和他人的理解,更有助于在工作中能夠敏銳察覺到可疑人的情緒和情感特點,識別和評估對方的外顯的危險行為,從而做出正確的防范決策。在心理學領域,對保安的危險識別有著重要影響的主要有情緒理論、心理防御機制理淪、測謊技術等。

1、情緒理論

情緒是個體與環境意義事件之間關系的反映,是人對客觀事物的態度的體驗,是外界事物是否滿足個體需要的反應。在保安服務領域,與識別危險可疑人有關的情緒有三種,分別是:第一,憤怒。憤怒是由于遇到與愿望違背的事或愿望不能達到、一再受阻礙時所引起緊張積累而產生的情緒體驗。當一個人認為受挫折的原因是某人或某事時,通常會對該人或該事產生憤怒情緒,尤其是對象明確的憤怒會誘發攻擊行為,當保安人員在從事門衛、巡邏、守護等工作時,對來往人員進行查證和問詢,不準無關人員通行或對某些違禁品進行扣留,在某些特定的具體情境下,會誘發對方的挫折感,激發對方的憤怒情緒。在憤怒的作用下,犯罪人的認識活動范圍會縮小,失去理智和控制能力,整個人都卷進去,因沖動而犯罪。第二,恐懼。恐懼是個人企圖擺脫、逃避某種情景時的情緒體驗。當一個人不知道如何擊退威脅、擺脫危險時,就會感到恐懼。尤其對于那些企圖蒙混過關和隱瞞真相的可疑人而言,及時捕捉對方的恐懼情緒,是保安人員需要掌握的技能。第三,悲哀。悲哀是人在失去某種他重視或追求的東西時產生的情緒體驗,失去的東西價值越大,引起的悲哀也越強烈。當人在身處絕望之中時,有可能會采取過激行為甚至是擴大性自殺。保安人員在面對這樣的服務對象時,盡量不要對其造成困擾。

情緒是人類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體。從自然屬性來說,情緒受到下丘腦系統、邊緣系統、網狀結構以及皮下神經節等低級中樞的支配,具有一定的不可控和非理智性的特點;從社會屬性上來說,情緒作為溝通手段和行為動機,又受到社會規范的制約。因此,當可疑人企圖隱瞞或掩飾其危險意圖時,情緒與社會認知層面之間會發生沖突,導致情緒和行為異常,露出破綻。保安人員在對恐懼、憤怒等負性情緒進行識別時,尤為關注的是可疑人的正常社會交往行為與情緒的非言語行為之間的不協調之處。這些情緒的非言語線索研究主要涉及到面部的微表情變化、眼神、手勢、腿部動作的變化、物理站位、語調和語速的變化等等。

2、心理防御機制理論

弗洛伊德的心理防御機制理論,最初用于解釋在個體的人格結構中,來自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間的沖突。其中,本我代表著人的原始本能、需求欲望的即時滿足,當本我的力量不能被控制住時,個體會體驗到一種無對象、浮動性的恐懼感;超我代表著人類社會的價值觀和理想,用來控制行為,如若不與滿足時,則會產生羞恥感和罪惡感;自我則是配合現實和超我的要求,滿足本我的欲望。自我主要關注來自外界環境的真實的危險或危險性事件。弗洛伊德認為,自我會用多種防御機制來應付來自本我、現實和超我的威脅,以維持表面上的平衡狀態。這些防御機制的特征是:(1)它們都是在無意識中進行,當事人并不知道自己在應用以之自衛;(2)它們都偽裝或歪曲事實,從而減輕個體的焦慮感和罪惡感。按照上述解釋,當可疑人準備從事對他人構成危險的活動時,或是已實施了為社會群體所否定的反社會行為時,就會受到來自超我的譴責,引發良心不安,產生罪惡感和羞恥感,同時也會體驗到來自現實威脅的自我焦慮感。這種來自內心的明顯沖突,會誘發可疑人激烈的動機沖突和情緒反應。為了緩解這種沖突導致的焦慮情緒,可疑人常常采用一些心理防御來緩解心理緊張。同時,因為防御機制都是在無意識水平上進行,不受當事人的主觀控制,而且具有歪曲事實的特點,也為保安人員對可疑人進行危險識別提供了理論線索。可疑人常見的防御機制主要分為如下三種:

第一,投射。投射是指個體將自己不喜歡或不能承受,但又是自己所具有的沖動、態度和行為轉移到他人或周圍的事物上。其中,最為明顯的特征之一是“受害者”心態。可疑人對自己的犯罪或違法行為不做自我反省、檢討,不去反省自己的過失,認為自己是不良的社會環境下的受害者,犯罪行為或危險行為是他們迫不得已做出的選擇。認為在惡劣環境下自己也無能為力,以此推脫自身責任。他們常常抱怨家庭經濟條件不好、受害人太囂張、社會太黑暗等,充滿了偏激的思想和言論。例如,一名在公交車隨地磕瓜子的乘客,受到別人的譴責之后,不但不反省自己的不道德行為,明明是自己存心和對方過不去,和對方發生爭執,卻認為對方故意找茬,接連說了幾十遍“我和你什么仇,什么冤”。保安員在對可疑人進行危險識別時,就尤為注意那些看起來和聽起來“苦大仇深”的顧客,密切注意對方的言行,以免出現過激行為。

第二,隔離。隔離又稱切除斬斷,主要是指犯罪者會利用各種方法來消除其從事犯罪行為的制止力。許多罪犯常常無法有效處理來自現實生活中的壓力與挫折,并且也意識到如果從事犯罪行為會給自己的家人、朋友帶來麻煩與困擾。面對這種困境,犯罪者很容易用隔離手段來消除選擇犯罪行為時所承受的焦慮、害怕以及其他壓力。這種手段分為兩種:(1)一種是從自身做起,通過一種儀式來完成對以前狀態的切除,稱之為內在的切除。這些儀式有的是一句簡單的臟活,通過這種罵人的方式,來發泄心中積壓很久的壓力感和不滿情緒,同時,也為后來的犯罪行為選擇起到一種推動作用。有的是一種儀式性動作,例如扔掉煙頭或者摔碎東西等,以此表示自己與原來的狀態進行隔離,將要孤注一擲,義無反顧。(2)另外一種是借助于酒精和藥物,稱之為外在的切除。切除儀式包括借助酒精或藥物等,使自己處于麻痹狀態,擺脫良心深處的不安,從而擺脫恐懼,增大膽量。此外,犯罪人會借助視覺影像或音樂戲曲等富有情緒感染力的方式來放松心情或提升勇氣。所以,保安在處理危機性事件時,尤其要密切注意到一些偏激人士的言行和身體狀態,對某些儀式性動作的線索要有一定的敏感性,以免貽誤時機。

第三,反向。指一個人的外在表現行為,與他的內在動機完全相反的心理現象。包括“矯枉過正”,“此地無銀三百兩”等等。犯罪或違法行為是對人類的正直心和憐憫心的違反和破壞,是一種自私的行為,也是受到社會譴責的行為。犯罪人往往會被貼上冷酷無情、自私自利、欺凌弱小、殘暴、貪婪等各種標簽,由此產生罪惡感。為了擺脫這種罪惡感,犯罪人往往以自己較為正向或軟性的一面來替自己的行為作辯護,用自我安慰或虛情假意的方式來中立化自己的罪惡感,例如,有的罪犯對美學或藝術抱有極大興趣,專心致力于從事此類活動,投入大量的情感和精力沉浸其中,樂此不疲,以此樹立自己的正面形象。有的罪犯則對家人、弱小、受傷者或無助者極具愛心。有的罪犯則特別強調自己的哥們義氣,對自己的家人漠不關心,但卻對其他罪犯的家庭和小孩十分關心。罪犯的所有上述表現,都是試圖證明自己是個好人,淡化自己的罪行。保安人員在日常的工作中,碰到某些可疑人的反常行為時,尤其要引起關注。有可能一個對人過分逢迎獻媚的人,內心卻對他人懷有很大的敵意或仇視。例如,有的可疑人在受到查證時,會過分討好保安,主要表現為從語言上關心保安,關注保安的工作,甚至在行動上給予保安支持,號召大家配合工作等,以此轉移保安人員的注意力。

3、測謊技術

測謊技術是心理學在司法實踐中的具體應用,主要依據說謊者可能經歷的三個不同階段進行識別,具體包括:(1)情緒。情緒觀察法認為說謊能夠造成不同的情緒,其中,最相關的情緒是負罪感、恐懼和興奮,這些極端的情緒可能會影響說謊者的行為,尤其是對方的非言語行為。在情緒和非言語行為之間存在著某種自動連接。但情緒和說話的內容之間卻沒有形成自動化。情緒越強烈,這些非言語行為的線索就越可能暴露,例如注視轉移、眨眼、改變坐姿等;(2)內容復雜化方法。說謊與直接表現事實相比較,對于當事人而言,可能是一個復雜的任務。所以,有的說謊者為了能夠使謊言更加可信,會努力進行認知加工,從而造成對肢體語言的疏忽,因而出現U吃和口誤,語速更慢,停頓更多等;(3)嘗試控制方法。當說謊者認為動作可能會暴露他們的謊言時,他們會刻意地盡量做不必要的動作,這會導致異常程度的動作的僵硬和抑制,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回答太快和太流暢,仿佛早就已經深思熟慮。

根據上述觀點,我們可能會把說謊行為與高音、說話混亂、語速慢、長時間的較多的停頓、視線轉移、笑容、眨眼、手勢、自我控制以及手、手指、腳、腿和軀體的運動及坐姿的變化聯系在一起,來進行觀察判斷。相關的研究表明,這種判斷的正確率大約在80%。因此,保安在進行危險人員識別時,尤其要關注對方的非言語行為,當對方的非言語行為和說活內容不和諧時,要有足夠的警惕。但是,這些線索只是具有參考意義,不是所有的這些線索都提示著欺騙行為,也不是每個欺騙者都會表現出這些線索。保安必須在所有的解釋都嘗試過后,根據具體情況,做出危險性判斷。

三、危險識別的現實依據——差異性行為分析方法

在上文中,筆者主要對單獨個體進行危險識別的理淪基礎進行了梳理。其中除了生物因素外,主要是對可疑人進行微表情識別的理論根基進行了闡述,為保安進一步甄別可疑人提供了理論支持。但是,在日常的工作中,保安人員更加重視經驗積累,利用差異性行為分析方法,來識別危險可疑人。這種方法是指根據先前知識經驗,通過觀察,將可疑人與周圍的環境、周圍的人群以及具體人際互動中的行為方式進行對比,來進行觀察比較,發現其中的異常之處,找到具體的可疑證據,從而識別危險人員的一種方法。準備實施危險行為的可疑人,為了不被察覺,會充分利用周圍的環境和人群進行掩護,伺機而動。在具體情境中,他們會盡量表現出良好的適應力,努力與周圍的環境氣氛保持協調一致,但是因為行為的動機和自我控制水平的不同,在一些具體的行為細節上,仍與正常的乘客或行人存在不同之處。通過對這些不同之處進行對比,結合先前的理論分析,我們就可以比較準確地找到識別線索。具體方法如下:

與周圍環境的差異性行為比較,可疑人所處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物理環境,具體包括時間、溫度、季節、地理狀況、交通狀況、人群密度等等。通過觀察可疑人對周圍環境的適應性行為,保安人員就會發現可疑線索。具體內容包括:(1)與季節不符。在炎熱的夏天穿厚重的衣服;(2)與作息時間不符。例如在大白天一個人去鉆大路邊的灌木叢,在夜問攜帶數量較多、體積較大、包裝無規則的包裹的人,或是在上午工作時問在居民樓閑逛的人員,或是深夜出現在偏僻的街道上,或是在凌晨,攀爬落水管、窗柵欄等;(3)與現場環境的氣氛不符。例如航天站是人口流動較怏的地方,有的人卻在航天站前的公共車道內反復徘徊,再比如,有的人不參加集會,卻占據大樓的最高處,幾個人乘坐漁船上沒有任何捕魚工具等等;(4)與物理環境的功能不符。例如,有的人在花園、樹叢、橋梁、涵洞或未竣工的樓房等處藏身或落腳過夜等;或者深夜將車停在要害部門附近,不熄火,隨時準備發動;在重要場合,出現在敏感的時問和地段,距離焦點人物過近。所有這些線索,都可能成為保安人員識別危險可疑人的重要證據。

與周圍人群的差異性行為比較,可疑人出現在公共場合,一方面會盡量隱藏自己的犯罪痕跡,避免被發現,另一方面為了有效實施危險行為,會與周圍人群的關注點不同,在行為表現上就會與周圍人群或同行人存在差異。無論是在犯罪后試圖掩蓋自己的罪行,還是在事前進行犯罪準備,他們與周圍人相比,都會有一些差異,具體表現在:(1)體貌可疑。例如,身材瘦小穿肥大的衣服,帶黑色眼鏡、大口罩、化裝可疑等企圖蒙混過關的人,身上有血跡、傷口、疤痕、針孔等疑點的人,衣衫不整、有拉扯痕跡的人,有恐慌、心虛、兇狠、仇視等表情或面帶疲勞困倦的人,以及具有與通緝罪犯相似的體貌特征的人;(2)身份可疑,與身份證相貌、年齡、籍貫有明顯差別的人。語言談吐、行為舉止、攜帶物品與職業身份有矛盾的人,行為舉止與其所處的時間、空間乃至其他人的裝束不符并且神色慌張的人;(3)行為可疑。在慶典或演唱會時,心神不寧、坐臥不安、東張西望甚至在人群情緒激昂時離開自己座位。與周圍人群的流向不同,例如,在擁擠的車上,不是呆在.個地方,而是擠來擠去或是長時間在人群集中的過道內停留。或者在一些居民區、商場、銀行等地方逗留、窺視,東張西望,鬼鬼祟祟,久久不離開的人;(4)攜帶物品可疑。例如,在航站樓,可疑人只帶著買菜用的敞口的小推車或是沒有任何行李。有的可疑殘疾人只身一人,沒有任何行李和包裹等等。或是攜帶看似作案工具的人,或是企圖攜帶可疑包裹蒙混過關的人,或是攜帶疑似毒品、槍支、兇器等違禁物品的人;(5)與周圍的人際關系可疑。有的可疑人會過分關注周圍人,為尋找潛在的受害人,他們會主動觀察或暗地觀察、靠近潛在被害人,甚至與潛在被害人套近乎,表現出陌生人之間較少出現的關注度,有的可疑人會過分疏遠周圍人。一些逃犯或者犯罪人員,在公共場合,不與周圍人有任何交流,一言不發。有的可疑人與同行人之問關系怪異、不和諧,例如一方熱情,另外一方卻驚慌失措、恐懼不安,遇到保安還可能故作親密等;在實際工作中,可疑人雖然存在上述線索,但是因為混跡在人群中,很容易被忽視,主要原因之一是存在旁觀者效應,雖然周圍人都覺得其行為可疑,但因為責任分散和有他人在場等因素,大家都會選擇視而不見。正在巡邏的保安人員,首先需要克服人群效應,善于發現可疑人的上述線索,并采取相應措施,防止發生危險。

與其他人員的應激性行為比較,當可疑人遇到保安人員巡邏、查驗證件或詢問時,他們的反應會與其他人存在很大不同。他們的眼神會左顧右盼、偶爾流露出惶恐和驚慌之外,在行為上也有驚慌、躲避保安或討好保安的表現。其中,躲避保安主要表現為在空間位置上與保安拉開距離、努力避免與保安接觸、與同行人突然分開、急忙關上電話等。討好保安,主要表現為語言上關心保安,關注保安的工作,甚至在行動上給予保安支持等,以此轉移保安的注意力。通過近距離觀察對方的微表情或身體語言,保安人員可以有選擇地進行重點追蹤,杜絕安全隱患。

結論

綜上所述,識別可疑人是保安進行危險處置的前提和基礎,又是一項非常復雜而艱巨的任務。目前為止,鑒于人類適應行為的復雜性,這一領域尚無統一的理論基礎和現實證據支持。因此,本文關于這一問題的相關探討也只是冰山一角,遠遠不能解決日益嚴峻的現實困境。保安人員在具體工作中,要不斷根據實踐經驗進行學習和積累,嘗試從社會學、心理學、行為學、保衛學等各個學科角度,深入洞察和反思高危人員的思想意識和舉止行為,盡可能綜合利用多方證據和線索,尤其是關鍵性線索,來對他們的活動范圍和行為傾向進行預判,以便及時采取應對措施,保障社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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